文革之后，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爸爸知道自己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文革初期夺政治局委员的权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成了政治人物的时候，他应该已经感觉到了。”被抓捕之前，他已预知自己的结局。张维维曾问他：“那么你怎么办？”张春桥回答说：“我怎么办，千刀万剐呀！”
1981年1月23日，张春桥被中共最高法院特别法庭，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发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等罪名，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对于所有这些指控，张春桥全都沉默不语。
张春桥1917年生，山东巨野人。1935年5月到上海，长期从事文化写作活动。1938年到达延安，担任过《晋察冀日报》主编。中共建政后，历任上海《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1965年，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1966年5月28日，被任命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1967年后，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等职。1975年1月，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是第九届、十届中共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共政治局常委。1976年10月6日被捕入狱。
张春桥是一个爱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笔杆子，同时，他的鼻子好，嗅觉异常灵敏。文革前，柯庆施做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时，张春桥是他的秘书，得到了他的赏识。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张春桥从已升任中共政治局委员的柯庆施那里得知毛泽东的思想动向后，写出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在上海市委理论刊物《解放》上发表。毛泽东看到后，非常欣赏，亲笔写了按语，责成《人民日报》转载。从此，毛泽东知道上海有一个张春桥。之后，毛泽东妻子江青到上海建“基地”，搞革命现代戏，又给张春桥往上爬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
毛泽东蕴酿发动文化大革命有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在北京，他的计划推动不了。他认为，以彭真为第一书记的中共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但是，在上海，有一个投其所好的极左理论家张春桥。1965年，毛泽东派江青到上海，请张春桥组织人写作炮打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重磅文章。张春桥责成他手下的干将姚文元，历时8个月，完成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成为吹响十年文革浩劫的号角。张春桥也因此被毛泽东看中，参与起草“五一六通知”等发动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并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
从此，青云直上的张春桥往来于北京、上海之间，成为毛泽东制造天下大乱的理论家和实践者。1966年12月18日，张春桥在中南海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授意清华造反派联合其他大专院校的造反派到中南海造“刘少奇、邓小平”的反。12月25日，蒯大富率5000多人从清华大学赴天安门广场游行，一路上喊着“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到达天安门广场后，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然后，兵分五路，以广播车开道，在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繁华地带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蒯大富还组织红卫兵把中南海西门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用高音喇叭向中南海里面喊口号，要求揪出刘少奇。
秉承毛泽东的旨意，在中央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批倒批臭后，1967年1月，张春桥等人又窜到上海，抓地方上的“走资派”，掀起“一月夺权风暴”。1月8日，张春桥等人召开“打倒市委大会”，批斗中共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的主要负责人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等，并将全市几百名局级以上干部揪到会场陪斗。大会发出三项通令：1. 宣布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市长；2. 勒令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交代“反革命罪行”；3. 要求中共中央彻底改组上海市委。夺权成功之后，张春桥当了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后来又当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对于上海夺权风暴，毛泽东称赞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紧接着，山西（1月14日）、山东（2月3日）、黑龙江（1月31日）、贵州（1月25日）等省纷纷夺权。从此，文革进入了全面夺权的新阶段。
在上海，张春桥整人心狠手辣。1970年11月，张春桥以研究政史系大批判为名召开座谈会，在会上大骂反对他的人是“豺狼虎豹”，要对他们“用椎子”，“动刀子”，并宣称：“中央已经把杀人权交给我们了”，“什么红卫兵小将犯错误，这次该杀的就要杀”。在他的指使下，制造了“三分钟抓一个反革命”的样板！他还指使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捏造了17件所谓“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侦察控制”的假案，把原上海市委的两位书记和97名公安干警打成反革命。他说，这些公安干警“反动、顽固、狡猾”，对他们就是“要突出一个狠字”，“要像摘葡萄那样一串一串摘”。他手下的打手们则大搞“疲劳战”，用冷水浇、热水烫、反绑吊打、跪凳角、抽筋、剥皮、坐老虎凳、假枪毙等三四十种酷刑，将那些反革命折磨的死去活来。
在北京，张春桥手中的笔深受毛泽东重用。在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时，毛泽东对老秘书陈伯达的稿子不屑一顾，采用了张春桥等人起草的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稿子。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正式确认了毛泽东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共“十大”的重要文件，也都是张春桥等人执笔起草的。在文革后期，毛泽东为维护文革路线，提出了“学理论”问题，点名要张春桥写“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张春桥据此写成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是文革后期极“左”理论的代表作之一，在社会上遗毒深广。
张春桥是毛泽东文革极左路线的忠实拥护者，在对待文革的问题上，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这是毛泽东最看重的。文革中，毛泽东利用“叛徒、内奸、特务”等罪名，打倒了无数“政敌”，但是，对于张春桥和他的老婆曾经当过叛徒的问题，毛泽东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中共九大前后，周恩来三次写报告要求审查张春桥的历史问题，都被毛泽东挡回去了。张春桥被抓捕以后，李先念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张春桥就是政治局的‘恶霸’，他说的东西我们根本不敢反驳，也不容反驳，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哪句话是他的，哪句话是主席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和张春桥的关系非同一般。
毛泽东是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的忠实继承者，张春桥是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的忠实解释者。十年文革则是阶级斗争的歪理邪说在中国大陆的具体实践，无数冤假错案都是以“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名义制造出来的。张春桥既在理论上又在实践上把发了疯似的人整人的阶级斗争的游戏玩得惊心动魄！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病亡。无数的冤魂一起向张春桥们要帐来了。1976年10月6日，时辰一到，张春桥立即遭到恶报！
